很多外國朋友常對我說：為什麼一定要叫自己是中華民國，不說是台灣人呢？讓外國人很混亂。我也很混亂，因為30年前稱自己是台灣人就會被國人視為台獨，講國語會被台獨族群稱為北京狗。而中共對中華民國的打壓從未間歇，不論台灣能力有多強，就是不許你再自稱是一個國家。
一個海外留學生，在忙碌的苦讀之外，那一層家國的牽掛與無助竟是那麼深刻，也在那樣一個時代，有許多和我一樣感觸的人選擇婉辭誘人的工作機會、放棄綠卡、選擇回到台灣，希望讓下一代可以突破這樣的窘境。
有一位加州大學政治系的學者，他對台灣的政治困境曾深入研究，也曾經應邀到台灣指導政治所的研究生。我大二那年與他在美國重逢，他很喜歡我，鼓勵我去學政治，我笑稱自己絕不可能，一則此生已經不對音樂以外領域投入，二則自己個性不適合。他似乎感覺我對政壇的糾葛有些畏懼，對我說：「這就是台灣教育的一個大問題，你們的國家有那麼大的困境，卻對培養未來領袖如此不慎重。」我非常錯愕，問他為何這麼說，台灣有那麼多政治研究所，還不夠嗎？他卻說：「我看到很多會思考的人，願意解決問題的人，我先替台灣高興。但是漸漸發現這些菁英常常把自己自限在政治以外，你們怎能那麼不在乎國家的命運交在誰手裡，那國家的未來在哪裡？」
這句話像是一個機密，藏在我心裡很久，台灣的教育難道不是如他所說？我們有多少孩子在念完高中的時候知道自己要什麼？更不要說政治家需要有以天下家國為己任的胸襟。多年後我再度返美，認真檢視高中階段的生命教育課程內涵，深深體會當年老師那番話。是的，我們有很多人才，但是缺乏領袖，因為我們的教育沒有與生命接觸。即使是研究生，只會跟著人批評，卻提不出建設性的解決；因為太在意別人的看法，沒有自己的想法；太害怕犯錯被逮，所以沒有膽識更新。1983年當我回到台灣，我開始觀察，果然映證了教授的觀察，我的心開始變得糾結起來。
我是個專業的指揮，在那個年代，主修指揮的人很少，而我從指揮的學習過程中領悟到許多領導的藝術，教育最高的境界也就是引導一個人追求生命的最高品質，活出個體的最大格局。我不斷地問上帝，每個人來到世界都有一個使命要完成，我的使命是什麼？是台灣的教育嗎？若是這樣，台灣的教育問題在哪裡？我要如何才能知道？
1984年，我沒有返美，我選擇留下來，進入教師研習會，開始我對這個使命的探索。崔主任允許我一個學指揮的人做研究工作，不只是研究音樂教育，還要改變台灣的教育。臨時雇員的薪水非常少，但是工作內容很棒：我有機會閱讀國外的書籍文獻、有自己的電腦系統建立資料庫，還有助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我有很多機會接觸基層教師，他們來研習會上課，或是我下鄉去輔導。
整整半年，我隨著國教輔導團走遍台灣各縣市，為各地教師主任們上課，也聽他們說困難在哪裡？我不斷地和他們對話，輔導團的團員也給我很多回饋，漸漸凝聚出一些端倪。我試著提供一些方法，但是我心裡明白：我們需要一套屬於台灣孩子的教材教法，要本土化、而且有系統的—而這是一個大工程，我個人很微小。
感謝教師研習會提供研究的環境，我在1989年完成了「音樂的生活」這套教材。這是第一套以中華文化的內涵來介紹音樂的教材，每一單元都有一首特別設計的兒歌，讓故事、律動、節奏、創作等活動環環相扣。我透過中文語音的高低特色介紹音調，透過故事的律動介紹節奏的靜與動、輕與重、短與長。透過有趣的教具，讓幼兒可以視唱、視奏，並具體進行有意義的音樂創作，我發展了律動化的音樂欣賞，讓孩子透過肢體律動呈現音樂中的素材，取代傳統聽寫記譜，讓音樂的素材與生活結合，讓音樂學習不必是枯燥的、甚至令人畏懼的。
那一年，教育廳為了這套教材大費周章，還辦了一場研習，讓我對全國幼教界專家、師院音樂系教授及幼教老師們解說這套教材的使用。一整個星期從早到晚的示範教學，讓大家看到音樂教學可以輕鬆快樂但充實而有趣。研習結束，陳倬民廳長問委員們看法，師院教授代表林朱彥教授說：「我們只有一句話—這是我們等了三十年的教材教法。」廳長表示，在他多年經驗中，從未遇過一群委員對於所審查的人如此有共識，當場希望我寫出四冊，讓幼稚園小班、大班可以在音樂領域上有完整的課程。
然而，要將這套書出版，卻又遇到另一個困難，因為教育廳很少針對單一個人的作品出書，所以又開了幾次審查會議。其中有一位在幼教界德高望重的委員表示：他用極高的標準檢視，這套教材居然無懈可擊，唯一能說的缺點是教材中所有兒歌皆為孫德珍創作，台灣沒有其他音樂家了嗎？
另一位委員省交響樂團陳澄雄指揮表示：他很看重這件事，用心檢查每一首歌，在作曲的技巧上無懈可擊，但是委員一定要找出缺點，這本書有一個缺點就是教材中所有兒歌作者皆為孫德珍，他很不解，20年來歸國學人中不乏學音樂教育的人，為什麼只有孫德珍願意花時間、花精神做這樣的事，偏偏又做得這麼好，那就出版吧！當時還又一位音樂教育專家陳藍谷博士也對課程的架構給了無懈可擊的評價，通過了這套書的出版。
只是，由於三位複審委員都提出了「無懈可擊」的說法，沒有達到修改的審查功能，那位擔憂不夠盡責的委員提出一個條件：我們不能完全不改，所以我建議把書名改掉，作者名字拿掉。她甚至當場提出建議，我把書交給XX音樂班，可以獲得數百萬，給了教育廳，版權就等於捐出了。現場很多人錯愕，我也傻眼。但是，為了要讓全國幼稚園小朋友有機會用到這套教材，我必須讓這套書能出版，我不想保護版權。書名被改我難過，名字被刷掉我無所謂，翻開書，每個單元都是我的歌。但是，這是怎樣的文化，會教出怎樣的未來主人翁？
這套書讓我在多年後出名--1991年，我進入Ohio State University博士班就讀時，教授們對於這套書相當肯定，音樂院理論組的主任甚至一直把我當同事看，她對我說：「你的成就已經超過我們同事。」也因為之前的研究基礎，使我的博士班課程進展順利，1993年我完成所有學分並通過論文，已經打破學校的紀錄。美國同學看到我單身帶著兩個幼兒去念博士班，又以極快的速度完成學業，常會揶揄我是去羞辱美國人的，我則告訴他們：我帶著兩個小老師，他們教我如何與幼兒互動。
在Ohio念博士班那兩年，我不僅發展出電腦學習環境CLE的理論，也具體的看到多元智能MI理論的雛型，在訪問過奇異小學Key School之後，我對於未來教改的藍圖已經明朗，回國更是不二的選擇。1993年，我應聘到新竹師院音樂系任教，開始了附小幼稚園臨床教學，六位附幼教師的懇求培訓讓我感動，多元智能理論在台灣拉開了美麗的第一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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